济南有网隐怎么办
济南心理医生远大称心，随着数字中国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数字生活与数字文化的中涌现的新问题日益增多，近年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农村青少年网游成瘾“重灾区”以及网络游戏原罪论的争论便是其中一例。如何正确理解、看待这些新问题，便成为摆在社会各界面前的一道难题。且不说农村青少年网游成瘾“重灾区”的说法需要足够的数据支撑，农村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本身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把转型期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归罪于网络游戏，不仅有失偏颇，在科技越来越发达，数字生活已经成为日常一部分的今天，视其为洪水猛兽、一禁了之，更是因噎废食。正如人民日报近日撰文《防的是沉迷而非网游 妖魔化网游不理性》中认为，沉迷游戏的危害不在于“游戏”，而来自于“沉迷”。我们要防的是沉迷，而不是网游。对于网游成瘾，严管和放任都不是正确的态度，社会、家庭、网游公司以及监管部门各司其职，尤其是尽快解决留守儿童背后的社会问题，恐怕才是正途。在最近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互联网研究中心主办的“留守儿童与网络游戏：现状、问题与引导”圆桌会议上，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对这一话题做了深度交流与研讨。现征得主办方同意，将专家们的发言精要刊发于此。以下是上海师范大学期刊社社长何云峰的发言《关于留守儿童游戏成瘾问题的研究反思》精要，转载自探索与争鸣杂志微信公众号。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留守儿童的问题是社会和学界都非常关心的话题。但不同时间点人们对留守儿童的关注点不同。留守儿童的网络成瘾问题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社会问题。只是因为最近世界卫生组织把游戏成瘾列为人类疾病之一，研究者对留守儿童的游戏成隐问题的关注兴趣便有很大的提高。笔者以为，研究者对留守儿童的游戏成瘾问题的关注，体现了其对留守儿童现象的现实关照，非常值得肯定。不过，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研究者对问题的关注应该不同于社会大众的关注，更不同于新闻媒体的关注。研究者需要用更加严谨的态度对待留守儿童的游戏成瘾问题。
爱好游戏与游戏成瘾的本质差异
在研究留守儿童的游戏成瘾问题的时候，研究者必须首先进行清晰的概念界定。不能把留守儿童爱好游戏跟游戏成瘾混为一谈。儿童喜欢游戏似乎是儿童爱玩的天性使然。所以，无论电子游戏还是真实的现实游戏，往往都对儿童有很大的吸引力。留守儿童也不例外，他们同样会对游戏有天生的偏好。这可能是游戏跟童趣高度相关所致。尽管如此，儿童对游戏有强烈的爱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喜欢游戏跟沉溺游戏（游戏成瘾）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游戏成瘾是一种疾病，既有不同人群的发病率，也有严格的诊断标准。因此，不能轻率地把喜欢游戏的儿童都界定为游戏成瘾。世界卫生组织（WHO）决定把沉迷游戏（俗称游戏成瘾）导致的“游戏紊乱（Gaming Disorder）”认定为精神疾病，并列入新版《国际疾病分类》。
根据WHO的界定，“游戏紊乱”主要是指持续或过于频繁地玩游戏，包括网络游戏和电子游戏。它主要表现为三个特征：一是对游戏行为本身无法自我掌控，在玩游戏时，无法控制起止时间、频率、强度、时长和情境等；二是分不清哪些事情比游戏更重要，将玩游戏置于比坐其他重要事项和日常活动更加优先的位置；三是对游戏后果不能正确认知，明知过度玩游戏的负面后果已经显现出来但仍然不能自我克制而继续玩游戏。可见，WHO对游戏成瘾的诊断是有标准的。世界卫生组织的界定给我们研究儿童的游戏成瘾问题提供了非常好的工具。
笔者以为，既然WHO有诊断标准，那么研究者在研究留守儿童的游戏成瘾问题的时候，就应该首先根据这个标准慎重筛选成瘾的留守儿童，然后对筛选出来的样本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是研究者应有的程序。研究者切不可凭感觉去研究。如果简单地观察到“手机不离手”“不停打游戏”，就把留守儿童判定为游戏成瘾，那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在已有的研究文献中，笔者发现，存在着诊断不严，对喜欢游戏和沉溺游戏不加严格区分的情况。这样的状况应该值得研究者反思。
对留守儿童游戏成瘾要做对照组研究
即使研究者所研究的样本是经过严格筛查而确定的，研究者也要注意保持价值中立的问题。留守儿童因其特殊性，在语词使用上就容易引起大家的同情。不过，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持有这样的同情态度或者做出相应的价值判断，则应该谨慎。因为这会影响研究者的价值中立性。如果概念本身没有明确界定，加上同情因素，就很容易给公众一种错觉，似乎留守儿童因为留守而导致游戏成瘾率大幅度上升。
毫无疑问的是，留守儿童的游戏成瘾问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但需要要做进一步的对照组研究。比如说，儿童留守农村跟儿童到城市里生活哪一个更容易成瘾？或者说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在游戏成瘾率方面有什么差异？这个可能要对照进行严谨的实证研究之后才能下结论。也许，在农村里生活儿童游戏成瘾的比例未必一定比城市里高。不过，究竟如何，研究者应该严格筛选和诊断，并按照科学的统计方法进行分析后，再做出可靠的结论。至少，应该把同年龄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以及城市儿童相互之间进行比较研究。
对留守儿童游戏成瘾的归因研究要慎重
留守儿童游戏成瘾不管比例对少，肯定是有原因的。所以，在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同时，进一步探索留守儿童游戏成瘾的原因，十分必要。不过，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有复杂因果关系的。在归因研究中，应该有严谨的科学态度，不可贸然臆测。
有的研究者在没有对城市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做对比研究，就贸然断定留守儿童游戏成瘾是因为农村的留守儿童过于孤独所致，这是过于轻率的表现。根据笔者的研究，中国儿童总体上孤独程度都高于西方国家。但我们没有进行对比研究。因此中国的农村儿童和城市儿童在孤独感上有多大差异，需要另外的文献来支撑，或者做专门的研究加以判定。或许，儿童在城市里面可能更孤独，或许在农村里面他们更孤独，更或许留守儿童如果被父母带到城市里面会更孤独，因为父母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孩子在成立又缺少可交心的同伴。所以，需要先把儿童孤独问题搞清楚，然后才能进一步深入研究儿童孤独感跟游戏成瘾的关系是否具有因果性。
也有研究者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留守儿童的传统游戏空间越来越少，被挤占掉了，所以这些儿童就会沉溺手机游戏。不过，这样的归因可能也是需要商榷的。实际上，城市里面也一样，儿童的传统游戏机会正日益减少，甚至消失。在城市里同样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玩传统游戏。以往，儿童在城市的街头邻居可以玩游戏，现在也没有地方玩了。城市的独立居住和彼此追求生活个性化、私密化，导致邻居间很少往来。除了家里闹闹玩玩，儿童的传统游戏空间甚至比留守儿童更加狭小。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简单地讲留守儿童游戏成瘾归因为游戏空间被挤占。
当然，研究者们往往从多个角度研究留守儿童游戏成瘾问题。除了归因于孤独感和空间挤占等因素之外，还有很多的其他归因方式。笔者以为，这很多归因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留守儿童群体不能因为游戏成瘾而被污名化
从目前的新闻报道和研究结果报告来看，留守儿童游戏成瘾有越来越严重的变化趋势。不过，这种趋势似乎跟城市儿童是有共性的，城市儿童也有游戏成瘾上升的趋势。因此，不应该完全怪罪到留守儿童本身身上。更多的可能要归于游戏设计者过于注重游戏要想吸引、捕获玩家。也就是说，游戏厂商会竭尽全力提高游戏的沉迷可能性。这就产生了矛盾：一方面游戏沉溺是一种人类疾病，另一方面游戏生产者却要努力“制造”这种疾病。这跟香烟的危害性是一样的。
正是因为游戏具有捕获玩家的设计初衷，所以不管什么年龄，不管什么儿童，都有可能游戏成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过度地将游戏成瘾和留守儿童联系在一起，就既有可能对留守儿童“污名化”。对留守儿童污名化跟对独生子女的污名化一样，在缺乏很严谨研究的情况下，有的时候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甚至专家和研究人员，都可能过于夸大问题的严重性。留守儿不能被污名化为广泛的游戏沉溺人群，似乎每个留守儿童都得了沉溺游戏这样的人类疾病。留守儿童有很多是积极向上的，他们在缺少父母关爱的情况下，大都能够发奋图强，自食其力，有所成就。
农村留守儿童如果真的统统到城市里面来，也未必对他们的身心完全有利，也可能会出现更严重、更多的问题。留守究竟比流动好还是坏，要去进行跟踪研究、实验研究、对比研究甚至干预研究。没有这样的基础研究支撑和数据支持，妄自下结论，极有可能“错怪”留守儿童。留守可能有很多不好的地方，那是肯定的。现代很多研究证明，在父母监护不到位的情况下，有些问题必然会产生。但每个儿童究竟会出现哪些问题，如人际关系障碍，社会发展不充分，性格内向，责任感欠缺等等，则是要因人而异的。问题非常复杂。但是，在总体上留守儿童身上是不是积极的方面占主流，抑或是消极方面占上风，在没有科学研究结论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应该片面加以指责。尤其是，媒体的新闻报道，更要注重这个问题。
总之，对留守儿童问题要有科学研究，不能简单地污名化。许多留守儿童问题可能仅仅属于个案，因此不应该将个体身上偶然发生的事情专家到留守儿童群体中去，以偏概全。不然的话，儿童在农村留守了几年，就可能被轻易地当成妖怪来对待，那可能对留守儿童产生更大的伤害。过去，我们对独生子女有很多看法，持了不少偏见。结果“5.12”汶川地震中我们发现独生子女并不是印象中的那样没有担当精神，那样懦弱。看来，对留守儿童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因个别的事件就把他们看成纯粹消极的人群。不能对他们污名化，是我们的责任。
对留守儿童游戏成瘾现象的研究方法要多样化
留守儿童现象，在城市里也可能出现。城市实际上也有一部分留守儿童。只不过，人们更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罢了。作为研究者来说，可能我们对留守现象的研究方法要系统化、多视角，方法多样化。要在多种方法视角的引领下深入研究之后，再进一步做价值判断；在价值判断基础上，我们才能考虑做一些干预研究。这样层层递进，才能推动对留守儿童游戏成瘾问题的有效解决。
从目前的情况看，很多研究比较多地采用的是个案研究法。但个案研究有很大的局限。在个案研究基础上德出的结论必须慎用。观察和访谈也是常用的方法，但很多时候我们的观察太有局限，我们的访谈也应种种原因可能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留守儿童游戏成瘾的本质特征。显然，已有的这些常用研究方法还不足以把相关研究推进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我们需要多种研究方法并用。
例如，留守儿童、流动儿童以及其他很多群体相互之间有不少共同特点，他们都可能涉及到网络成瘾的问题。但是，这些不同群体之间网络成瘾也可能有特殊性，他们的成因不同，发病率也会有差异。作为人类疾病来讲是有发病率的，这个发病率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现在还没看到相关的数据。如果多种方法同时采用，通过统计学分析得到网络成瘾发病率，就会使研究成果非常精彩。
现在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比较流行的方法是用定性法和定量法相互支撑的混合方式对某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另外一种比较新的研究方法是做元分析。这两类研究都属于综合性的多方法并用型研究。如果引进到研究留守儿童网络成瘾问题，我相信必定会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结论。以混合研究来说，我们可以先制定严格的儿童游戏成瘾诊断标准，然后对留守儿童进行严格的筛查，找到真正的游戏成瘾留守儿童，进行深入的访谈和追踪研究，再进一步做干预研究。那样一来，不仅研究会有新的发现，而且可能会给解决留守儿童游戏成瘾问题找到有效的解决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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